治道变革──西方发展新趋向

对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以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在信息时代重理政府、调整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变革。毛寿龙、李梅、陈幽泓合写的新著《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在掌握西方政府改革的大量文献资料，亲赴英美等国研究考察及与西方一些行政学学者研讨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分析了这一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其实践进程，以新的视角和借鉴的眼光，探讨当代政府改革的重大课题，是把握当代西方行政发展新趋向的一本资料丰富、内容新颖的学术专著，对当前我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也不乏启发和借鉴意义。

治道变革是西方行政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作者指出，治道变革就是政府如何适应市场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管理体系。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与9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运动基本上是重合的，其区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除了治道变革之外，还包括管理主义的复兴。而管理主义的复兴是传统公共行政的继续和改善，并不意味着治道变革。从政府改革实践上来看，当代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趋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现政策执行的自主化等改革。虽然政府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治道变革，但当代西方各国所进行的政府改革，由于其主要内容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的适应性改革，因此治道变革基本上可以概括当代政府改革的全貌。以治道变革来研究政府改革，就避免了就问题谈问题，而是在当代广阔的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理论上新的挖掘，使传统的话题有了新意和新的内容，并产生一系列新的话题。

在西方国家来说，治道变革意味着如下若干方面的变革：一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公共选择以市场为主，政府围绕市场开展工作，更多的市场、更小而有效的政府已经成为西方各国乃至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并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在美国等国家转化为一场重塑政府运动，虽然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国家甚至有些回潮，但是在放松管制、公共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公共领域的内部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三是强化信息技术运用的实践变成了一场重理政府运动，80年代强调采用信息技术，90年代开始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改革原有的工作程序、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四是90年代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政策制定能力的提高和政策执行效率的改善，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均开始了强化政府政策执行部门自主权的改革，形成了一股“执行局自主化”的改革潮流，从而重新塑造了政治（政策）与行政（执行）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变革进程构成了西方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内涵，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趋向。

《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的特色是以中国人的眼光，根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着眼于中国行政学的发展，借助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来阐述、分析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理论和实践进程。他们在该书的结语中写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市场经济建设时日方短，但已经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等收益。如何建设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包括各种适宜的技术性手段来管理公共事务，改善公共行政的质量，实现行政现代化，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与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有类似之处，如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政府程序计算机化等。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也有其特色。作者在研究西方政府治道变革的同时，也研究了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主要集中在如下五个主题上：“规模的精简：机构与人员的改革”；“职能的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均衡”；“行为的规范：政府活动的法制化”；“党政的协调：政治与行政的调整”；“权力的下放：政策执行的自主化”等。研究表明，东西方行政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轨迹也有许多重合之处，东方和西方国家都在为改善政府绩效、提高政府能力而进行着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这说明，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交流东西方治道变革实践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必将指导实践中成功的飞跃。